我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，是一名“50后”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在大半生的时光中目睹了城市的发展，亦亲身感受改革开放对个人命运的巨大改变。

从1979年开第一家餐厅算起，37年来我从未离开过餐饮、食品行业。以2003年为分水岭，此前我从普通餐饮业起步，率先将民族歌舞引入餐厅，让消费者边吃饭边欣赏歌舞节目，开创了当年深圳人津津乐道的“沙都现象”；此后，我涉足食品工业化生产领域，耕耘十几年，终于实现从生米到熟饭只需要28秒，以及钻研出盒饭保质期达半年的技术。我还在继续谋求突破，希望深圳盒饭工业化生产可实现国际领先水平……个中的种种机缘所带来的机遇和独特感受，都是深圳给予我的。

温锦培

壹

清晨5点之前起床，在拂晓前漆黑中紧赶慢赶两个小时，7点左右到香港的目的地，干活至少10个小时以上，披星戴月原路折回沙尾村

到港“淘”回第一桶金

在改革开放前，我们沙尾村属于新沙大队，整个生产大队有2000多人。因为经济落后，日子过得穷苦。上世纪70年代，实行工分制，像我这种年轻人一般赚10分一天，还不到5毛钱。但是如果到香港打工，一天就能做到10块港币，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。

一般人是直接“逃港”，长期在那边打工，沙尾村原本有500人，在改革开放前逃港的就有200人，以青壮年为主。我选择了另外一种合法的方式——拿着耕作证，从专门的口岸过港，名义上是过去“耕种”在香港侧的田地，实际上是摸到那边去做汽车修理的学徒，当日即返回。

当年我才十几岁，如同候鸟一般，清晨5点之前起床，在拂晓前漆黑中紧赶慢赶两个小时，7点左右到香港的目的地，干活至少10个小时以上，披星戴月原路折回沙尾村。那时候因为年轻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即使每天如此奔波，即使天天拆轮胎搞得满身脏污，并不觉得非常疲惫。

当年拆下的废旧轮胎，对于香港那边而言，是垃圾，还发愁没有地方可以处理。所以当我跟老板提出，自己拉回深圳处理时，他自然是喜出望外，还把运费给了我。

我千辛万苦把一车轮胎拉回深圳，转手便卖出两三千块，在当时而言是一笔巨款。靠着卖轮胎，我“淘”到了第一桶金5000元，用这笔钱又倒腾回一辆在香港已经报废的出租车，用船拉回深圳，当起深圳最早的“的哥”。

那时赚的主要是从香港过来内地考察投资的客人的钱。我从罗湖口岸拉一个客人到东门老街，路上没几分钟，就赚了10块钱；要是跑一趟长途，例如去汕头，路不好走，早上去，第二天早上回，能赚个700来块，开车一个多星期就差不多把本钱赚了回来。

很快的，我就从开的士发展为开中巴，从一辆车变成五辆车，以现在的和平路为起点，南头、蛇口为终点，每天来回穿梭八趟，一台车做得最好的时候每天能赚七八百块。

中巴司机和售票员加起来十来张嘴要吃饭。原本我是让我妈每天把饭做好，拿到路边等我们，车一路过，把饭递上去就行。可能是因为我运输业跑得好，不少人见状，也跟着买车跑起了客运，也都需要解决吃饭的问题，这对我而言就是个商机，于是我跟我妈说：不用做饭了，我们干脆就在路边开一个餐厅得了。

我选的点是在当时福华路一个驾驶考场的旁边，也就是现在沙头街道办的旧址，起名叫沙尾餐厅，1979年开办起来。一开始只有8张桌，没多久就发展成16张桌，由于翻台率太高，又发展成30来张桌……

到了1988年，地方不够了，我就直接搬到了现在的深圳金融中心，我承包了整一层2000多平方米，改名沙尾酒楼。那时生意特别旺，前来吃饭的客人每天都在门口排起长龙，源源不断。

1993年，深圳市率沙都歌舞厅艺术团到京汇报演出。后排左四为温锦培，左五为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邵汉青，右一为时任文化局局长苏伟光。

贰

当时，每天晚上我们分为上、下两个半场，各40分钟，以民族歌舞为主，节目不重样。表演完了又有轻歌曼舞，让客人可以跟着音乐跳交谊舞

率先将民族歌舞引入餐厅

其实我一开始做餐饮业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想象过要做娱乐业。1989年的一天，我陪当年的一位市领导在侨社那边的西餐厅吃饭，吃完饭后又继续在那边喝酒，看到有外国人用电子琴演奏《东方红》等曲目，这位市领导顺口提了一句说：国内这样的演奏不多。

听了他的话，我下意识往四周一望，又看到有老领导在那边跟着音乐跳交谊舞，很有节奏感。我当时就思忖：自己搞一个娱乐场所，让大家可以边吃饭边欣赏歌舞节目。于是从那天起，我连续好几天都来这个餐厅，看他们到底如何做。

除此以外，当时深圳也有几家以劲歌热舞为主的歌舞厅，主打港台文化。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创业成功的人士大部分都是35岁~45岁左右，在他们的脑海没有劲歌热舞的兴奋点。

我当时也有陪同一些成功人士去那些有港台歌舞表演的餐厅，我看到他们饭吃了，酒喝了，但是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对那些流行音乐的歌舞节目是无感的，所以留不住他们，他们反而对革命歌曲更感兴趣。后来我又去海上世界看，那里有民族歌舞的表演，深深吸引了许多外宾。

这一轮市场调研做完，对于办歌舞厅要设计一种怎样的氛围，对高端消费人群的吸引点在哪里，我心里大概有数了。

到了1990年，我们从深圳大厦搬到了大剧院，盘下二、三两层楼共计4000多平方米，沙尾酒楼升级为沙都大酒楼歌舞厅。我把二楼定为中餐厅，三楼白天主要是提供摆酒筵席，到晚上就变身为歌舞厅。

我将歌舞厅的定位是“大雅之堂”，要做有艺术质感的节目。当时我认识了杭州的一位编导，她原来是跳民族舞的，需要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，而我需要民族的音乐和歌舞，我们一拍即合，成为搭档。

既然要做出自己的特色，那就必须要有专门的人才。当时我们通过文化口去各地的专业团体“挖角”，给普通演员开出的工资是一千多块，是他们在内地工资的两倍，还包吃住，再加上深圳这个城市的魅力，因此特别多人报名想来，第一批就招了12人，后来又逐渐扩大规模。

演员招来后，我们又组建了自己的乐队，排了一批节目。当时，每天晚上我们分为上、下两个半场，各40分钟，以民族歌舞为主，节目不重样。表演完了又有轻歌曼舞，让客人可以跟着音乐跳交谊舞。

除了自己有一批演员外，我们这边还请“外援”——歌星走穴到我们这里表演。蒋大为、毛阿敏、张也、陈思思、戴军都来我们的舞台演唱过，而且他们当年也特别希望来我们这里演唱，不仅收入高，环境氛围也好，都等着签单排序。

我印象记得最深刻的是陈思思，当年她才十几岁，还没出名，通过本土的一位著名音乐人介绍，她在我们这里登台演出，开始逐渐为大众所认识。后来，邀请她的场子变多了起来，那时候她妈妈抱着个暖壶，帮她掐准每场表演的时间，例如在我这边一演出完，马上下楼坐上早就在等待的摩托车（以防塞车），又奔赴下一场。

到中南海汇报演出

原来我们把歌舞节目的管理放在演出部，跟我们餐饮部是并列的。1993年11月，我们荣获“全国文明娱乐厅”称号。与此同时，省里给我们颁发了一个证，我们成为当年唯一一家获批办专业艺术团的企业，于是我们正式把沙都歌舞厅艺术团办了起来，并且和专业的培训机构合作，培养专业歌舞演员。

实际上，那时候的深圳，要找能养得起一个专业的、大型的表演性的艺术团体的单位，除了民俗村外，就是我们。因为我们的舞蹈组不像民俗村那边分身乏术，当年深圳电视台很多节目，都是请我们的舞蹈演员过去表演的。当年各种大型活动，都少不了我们艺术团的身影，例如慰问驻港部队官兵以及为前来参加高交会的嘉宾表演等。

我们之所以能发展得那么快，还有一件事起到了推动作用。当时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，一方面是大量的外商涌入，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，另一方面是政府在改革方面都有诸多新举措，从内地过来交流取经的人也日益增多，因此接待工作也多，我们也是当时的接待点之一。如果专门是来考察文化市场的，那就更绕不开我们这里了。

1993年1月的一天，中央有一个考察团来深圳，考察“姓资还是姓社”的问题，吃完饭后，安排到了我们这边。他们原先没想到跳的是民族舞，唱的是革命歌曲，看完我们的上半场节目后，表露出赞赏之意，看到有人在跳舞，他们没有女伴，就提出能不能找女演员跟他们共进一曲。但是我们态度是很坚决的：我们的演员不陪舞。

受到拒绝后，他们虽有一丝不悦，却还是点了点头，继续看下半场的节目，这时候市里安排作陪的领导才赶到，我们才知道自己拒掉的人大有来头，心里不免得有点忐忑。没想到第二天，市里突然来通知说，马上组织一台晚会，准备去北京中南海汇报演出。

我们大概准备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由市里带队，一行人一起进京，到了中南海连演了几场，此事在全国也引起了轰动。

1995年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（中）到深视察文化产业发展，在沙都艺术团与温锦培（右一）和时任文化局局长苏伟光（左一）等人交谈。

叁

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生力量的崭露头角，大家的文化口味会发生变化，民族歌舞表演不再是“香饽饽”，如果不思进取，市场终究会把我淘汰

折戟的“深圳红磨坊”

餐饮业是我们的主打，占我们营业额的70%以上，娱乐业是我们的品牌，高峰时期，我们一年的营收达到七八千万元，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经一度跻身福田区十大纳税企业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深圳的文化娱乐业已呈兴旺之势，但其中也因为人心不古，为了赚快钱夹杂着一些歪风邪气。我在这行做得早，算是一度处于引领的地位，加上一直走正路，受到大家的敬重，还身兼政协委员，为行业的健康发展积极建言献策，因此是无论如何也不想有一丝偏差，授人以柄，为此拒绝了很多诱惑。

但与此同时，我也意识到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生力量的崭露头角，大家的文化口味会发生变化，民族歌舞表演不再是“香饽饽”，如果不思进取，市场终究会把我淘汰。

为了转型和突破，1996年起，我数次到国外进行考察，其中法国著名的歌舞厅——红磨坊的模式深得我心。回到深圳后，我们也积极筹备打造沙都歌剧院，定位为“深圳红磨坊”，力图打造深圳的文化坐标。

我认为不仅仅是单一靠本土的消费，也应该着眼一种国际视野的消费，毕竟当时的深圳已经越来越国际化，大量的旅游团队进出深圳，我们的娱乐产业也应该朝着国际化、产业化的方向去走。当时做的定位是主打晚上八点钟后的消费，因为晚上五点到八点是吃饭时间，八点之后则可以让这些旅游团队看看深圳城市文化的点缀。

一开始市里的领导对我的构想表示了支持，前期审批的文件都是“同意”、“请积极筹备”，当时沙都歌剧院已经立项了，我也请了一流的建筑设计师做出了规划图纸，包括出去考察和做设计等花费了上百万元。

就在我信心满满之际，市里却犹豫了，或许当年的主要领导是考虑到当时的大环境下，歌舞厅产业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，对我的一枝独秀到底信心不足，又或者另外有新的打算，因此项目最终搁浅了。如今这一系列的设计图纸已被我深压箱底，每当回想起来，对于这一未竟的梦想，我还是会有淡淡的遗憾。

肆

如今我们的盒饭不仅可以“上天”（飞机上），还可以“下海”（轮船上），进入了各大超市和便利店以及连锁快餐店，也曾荣幸地成为深圳市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供餐企业

遇非典狙击谋求转型

从1993年开始，因为生意特别好，出于扩张的需要，我又在皇岗村租了场地打造沙都饮食娱乐城。到了1997年，在沙都歌剧院的方案遭否后，我心想：虽然未能打造出一个综合的娱乐文化实体，但是一些想法还是可以在原有的舞台上进行尝试的。

为此，我在皇岗这边搭建了一个专门用于表演歌舞剧的舞台，通过策划，从2001年起推出一系列的精品舞台剧，在当时还是比较受欢迎的。但这个毕竟还是属于高雅艺术，在拉动周边消费方面，很难达到村里原先的期望，因此村里对我也颇有微词。

原先大剧院那边的场地，为了配合政府的要求进行重新规划和使用，到了2000年左右十年租约已满之际，就退租了，主要留下皇岗村这边一处。到了2003年，非典突如其来，一下子把我们打蒙了，原本门庭若市，忽然一夜之间门可罗雀。

当时我的员工规模已经达到上千人，无论开不开门做生意我都是巨亏，如果苦苦支撑下去，没几个月我连固定资产都要亏光。基于对疫情和未来形势的预判，再加上跟皇岗村这边的十年合同即将到期，在过往的扯皮中我已深感无力，因此毅然拿出一千多万元，一边遣散员工，一边跟供应商做好善后事宜。

从皇岗沙都饮食娱乐城正式关门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如释重负。回到家大睡了三天，休整了一段时间，再次将目光锁定在快餐工业化领域。

其实无论是飞机餐也好，还是便利店里包装好的盒饭，都是经过全工业制作的成品，我们这边配餐包装完成，那边只需要一热，便可食用，未开封的熟制品保质期最长可达半年，但是并不含任何食品添加剂，技术的核心是用后杀菌工艺以及用好的材料做密封以防菌。

在我当年刚进入这个行业时，这套技术还是掌握在日、韩等国家的手里，后来经过反复研究，我们掌握了自己的技术，目前每天仓库储备可以供应十万人吃饭。如今我们的盒饭不仅可以“上天”（飞机上），还可以“下海”（轮船上），进入了各大超市和便利店以及连锁快餐店，也曾荣幸地成为深圳市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供餐企业。

去年光明滑坡事故发生后，为保障救援供餐，我们中断了华东市场部分商业供餐合同，安排员工加班加点，连续一个多月为现场救援人员供应盒饭30多万份，都是热饭热菜，在质量上未出一例差池。至于其他地方的供应，也从未听说有出过安全的问题，最近我们还被列入国家战略储备及食品应急企业当中，这一点我还是很自豪的。

以前经营沙都歌舞厅的时候，我的曝光率比较高，人人喊我“温老板”，还有人问我：“你以前生意做得那么大，为何现在卖盒饭？”其实我一直都在这一行，文化娱乐业的牌子也还留着，变成承接政府的采购服务，将文化节目送下乡去；餐饮事业从台前转到了幕后，从穿西装打领带笑脸盈盈迎来送往，到着水鞋穿防水衣满身油污巡视在车间，虽然不再如昔日那般光鲜，但还是那颗敬畏“民以食为天”的心。

温锦培

1957年出生于深圳沙尾村，从1979年开始创业，先后创办了沙尾餐厅、沙都大酒楼、沙都歌舞厅、沙都艺术团、皇岗沙都饮食娱乐城、沙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、饭饭得食品有限公司、香港得荣贸易有限公司等企业。2000年当选深圳市第三届政协委员，并担任深圳市食品科技学会会长、深圳市食品工业学会副会长、深圳市饮食服务行业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。

口述时间

2016年5月14日上午

口述地点

福田区沙尾西村

本期采写：

深圳晚报记者 赖丽思

前期统筹：

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

后期统筹：赖丽思

特别鸣谢：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本版历史图片由受访者供图